特科在“满洲”-ag真人官网平台app

　　沈阳城东有个叫东山嘴子的地方，曾是百余年前的沈阳东大营的驻地，也是中国近代四大军校之一——东北陆军讲武堂的旧址。

　　说起东北陆军讲武堂，人们更熟悉的可能是大东区珠林路25号的旧址，因为如今那里作为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建立陈列馆对外开放。这两处旧址都是对的，前者是1907年建校的校址，而后者是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的新校址。

　　二者合起来，才是它在沈阳的完整痕迹。

　　无论东大营还是珠林路，都曾隐藏过一支神秘的中共潜伏队伍。

　　它就是中共满洲特科，中共中央情报部门特别委员会(简称“特科”)派驻东北的分支机构。提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陆军讲武堂的早期地下活动，绕不开满洲特科。中共中央为了及时快捷地掌握东北各方情况，从中共满洲省委成立时起，就考虑在东北设立中央特科分支机构——满洲特科。在满洲特科代表性人物中，有一个叫赵唯刚的沈阳人。后来，他成为中共情报战线的功臣，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25年，赵唯刚中学毕业后认识了奉军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并由杨出面保送至日本千叶士官学校学习。留日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赵唯刚回到沈阳，任东北军工厂少校厂员兼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在中央特委直接领导下，他以此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28年2月，赵唯刚在奉天与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接上关系。当年年底，党中央派蔡伯祥到奉天筹建满洲特科，蔡伯祥任书记，赵唯刚任秘书长，受中共中央特科和满洲省委的双重领导，任务有三：发展党员，搜集情报，营救同志。其间，赵唯刚以朋友身份，将中共党员、自己在奉天南满中学时的同学刘伯刚，安排到讲武堂炮兵队当上士班长，从事兵运和发展地下党员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发展了卢透云等4名新党员。

　　满洲特科建立之初，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中共满洲省委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为了恢复党对东北地区的领导工作，1929年7月，刘少奇秘密来奉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满洲特科掩护下住进了东北陆军讲武堂高研班学员宿舍。此时的讲武堂已迁至珠林路。刘少奇刚住进高研班宿舍不久，一名专门刺探、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也调到讲武堂高研班任总队长。敌人的这一举动，着实让蔡伯祥捏了一把汗。他立即通知赵唯刚，抓紧时间弄清此人的真正意图。经侦察，此人并非针对刘少奇的行踪而来，满洲特科才稍稍放心。当时，赵唯刚等地下党员并不知道他们暗中保护的重要人物究竟是干什么的，直到1941年赵唯刚到了延安，才知道这位重要人物竟是刘少奇。

　　监视日军在满洲的侵略阴谋活动，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洲特科”的主要任务。

　　在这一时期，“满洲特科”与中央特科有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合作。被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精英人物。鲜为人知的是，“龙潭三杰”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里站稳脚跟并执掌重要机构所凭借的“资本”，竟然是他们与陈赓一道在沈阳所建立的“功勋”分不开的。

　　在满洲特科配合下，中共中央特科有一段“三英闯沈阳”的惊险经历。

　　自“东北易帜”以来，国民党各派系军阀间为争权夺势混战在一处，东北军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觊觎的重要军事力量。其时，东北局势并不太平，日本的驻军只增不减，东北军又因中东路刚与苏联红军交火。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来说，了解此刻东北及张学良的情况极为重要。徐恩曾作为国民党特务头目，深知此事重要，决定打探东北情报，以便邀功请赏。但几路人马放出去，一到沈阳全都杳无音讯。徐恩曾决定动用手中的王牌钱壮飞，组织一个特别情报小组。而对于钱壮飞来说，此举算是“要睡觉了就有人送枕头”。钱壮飞经过一番准备，很快就组织一个“北上沈阳”的三人情报小组，组员是钱壮飞、胡底，组长是中共特科的情报科长陈赓。方案得到了徐恩曾的批准。很快，三人直奔东北沈阳。

　　当时的沈阳，有东北军的稽查宪兵，有日本关东军的密探，还有日本满铁机构的间谍，暗探罗布。特别是火车站一带，因毗邻日本人居住地，宪兵、警察、特务戒备森严，外地人来沈多被跟踪和盘查。国民党派往沈阳的特务个个有来无回，足以表明当时的严峻态势。这一时期，在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和地方组织也数次遭到破坏，形势很是紧张。

　　陈赓、钱壮飞、胡底三人硬闯沈阳，很危险，也有些底气。

　　这个底气就是满洲特科。当时满洲特科负责人蔡伯祥曾是陈赓手下的得力干将，名震上海滩的红队中的著名神枪手，参与了陈赓组织的暗杀叛徒白鑫的行动。在蔡伯祥安排下，三人巡视小组成员分别住在满洲特科工作人员家中，其中陈赓被安排在赵唯刚家中。1930年4月至8月间，三人小组和满洲特科四处收集情报，并巡视中共中央特科部署在东北工作的各项任务。这套名义上属于国民党，实际上向中共中央特科提供情报的双重谍报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回到上海后，胡底便与李克农在东方宾馆“埋头苦干”，梳理实地巡视的情况、满洲特科搞到的情报、报纸杂志上公开的信息和军事资料，撰写了一份关于东北的4万多字的报告书。报告书中有许多关于日本正在加紧准备武装侵略东北的重要情报。

　　例如：日本特务荒木在东北地区秘密召集两千人，集中于朝鲜的会宁，准备经过训练后进攻吉林的一些地区。密山、通化、柳河等地土匪头目数人已被日本特务吉平召集到沈阳南满站旅馆，声称有匪众万人可供驱使，正筹划对吴俊升、杨宇霆及前财政部长家属和奉天会仙阁(妓女行)、金龙洋行老板等施行“绑票”，“每家至少索洋在千万元数”，用作活动款项。“在军事上，关东军司令部移来奉天，会宁大批日本兵驻扎有十师以上，现更有计划在东满一带收买土匪，组织大批军队，发给五万枪支”，“并谋女子暗杀张学良”……

　　报告书呈到面前，徐恩曾对着钱壮飞、胡底接连说两句“了不起”，感叹“上哪儿搞到的这么多的好材料”。徐恩曾嘉奖了钱壮飞、胡底，并由此对胡底也刮目相看了。此后，钱壮飞、胡底连同李克农三人均成为徐恩曾的“得力”下属。徐恩曾将南京的特务机构“正元实业社”作为大本营，让钱壮飞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兼任“正元实业社”的指挥机构“长江通讯社”及其掩护机关“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在天津设立国民党特务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负责北方情报工作。而在上海，李克农则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电务股股长，控制特务总部在全国的无线报务员。

　　“三英”走了，满洲特科继续监控日本关东军的动向。

　　1930年9月19日，满洲特科以东北陆军讲武堂教授副官李注南等7人名义，将上述情况密呈奉天省主席臧士毅，提醒当局注意。“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一个月，满洲特科人员在沈阳南满站等地发现异常现象：本就很大的车站大仓库，又扩大了许多；围挡也由原来的铁丝网改为木板，周围又搭起很多临时军用帐篷，还挖了不少掩体。从高处往里看，还发现里面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军事训练。同时派到四平等地的人员也发现类似情况，铁路给水塔旁均加了日本兵的岗哨。

　　他们得出结论：日本人要动手了！

　　满洲特科将侦察到的情况迅速报告给上级党组织。

　　此举为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正确把握日本侵略动向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挑衅虽有预判，却抱有幻想，认为不抵抗政策可换来国际同情及国际联盟的强力干预。无论中央特科和满洲特科合作通过“煌煌正道”呈交的报告，还是后来满洲特科传递的重要情报，都被当局理所当然地忽略了。

　　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伏桂明